諾拉·艾芙隆的最後一幕(Nora Ephron’s Final Act)

●文/ JACOB BERNSTEIN 
紐約時報中文版 2013年3月30日


週五晚上10點，在位於紐約第68街和約克大道的長老會醫院第14層一間單人病房的床上，我的母親躺在床上，眼前出現了幻覺。像許多處於彌留之際的人們一樣，她已經進入了一個夢幻世界。

她說她看見了樹木，也可能是森林。她告訴我的繼父尼克，她去了正在上演她的劇本的那家劇院——觀眾爆滿。事實是，她已經一個月沒有離開過醫院了。她的那部劇作《幸運兒》(Lucky Guy)，要在差不多一年之後才開演。

我和我的兄弟馬克斯站在床邊，無法相信眼前的現實。雖然幾個星期來她的血球計數一直未見好轉，但我們直到這時才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已經為母親工作了25年的管家琳達·迪亞茲(Linda Diaz)在房間的角落裡啜泣。

這時，一組醫生和護士來查看病情。母親稍微清醒了點兒。

“能告訴我你叫什麼嗎？”他們之中一個問。

“ 諾拉·艾芙隆，”她點頭說到。

“能告訴我你在哪兒嗎？”

“紐約醫院。”

“美國總統是誰？”

問到這兒，母親面露慍色。她翻了翻眼珠，拒絕回答。我和馬克斯後來討論到她這一反應：在她的記憶力和注意力就要喪失之際，她還保留著譏諷和幽默嗎？或者她只是認為對方把自己當小孩子一樣對待，感到氣惱。

幾個小時以後，她從小睡中醒來，與我和馬克斯一起吃了些冰激凌。她談起當天早些時候賓州州立大學橄欖球教練傑瑞·桑德斯基(Jerry Sandusky)性侵案的判決，思路清晰了一些。
馬克斯說：“媽媽，我會很想你的。”她說：“想我？我還沒死呢。”

三天后，她在昏迷不醒後去世。在這三天的大部分時間裡，她基本保持清醒，每天要報紙，做填字遊戲。星期天，一個來給她吃藥的護士好意地問她有沒有打算寫寫生病的經歷，她簡短地回答說：“沒有。”

直到她死後，我才知道她的回答另有含義。當她的劇本《幸運兒》如期上演時（該劇3月1日在百老匯首演，由湯姆·漢克斯[Tom Hanks]擔任主角——譯註），我意識到，她描寫別人死亡的一部分原因是她想通過寫作來理解她自己的死亡。

疾病，以及一個人怎麼對待疾病，並不是她在1999年開始寫作《幸運兒》的初衷。那時她很健康。

《幸運兒》由真人真事改編。劇本的中心人物是一個名叫麥克·麥卡拉瑞(Mike McAlary)的小報記者。在90年代初，他是美國薪酬最高的報紙專欄作家之一。在那個時代，紐約犯罪猖獗，互聯網還沒有給報業帶來衝擊。母親說麥卡拉瑞的職業生涯展示了“某種終結”。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在這個時代裡，記者們還相信自己的工作具有影響力；“依蓮”（Elaine's，一個名流雅士聚集的餐廳——譯註）仍然是紐約最光彩時髦的社交場所之一；時報廣場被妓女和毒販盤踞；西村(West Village)也還沒有被對沖基金巨頭和俄羅斯金融寡頭所佔據。

母親對麥卡拉瑞的世界瞭如指掌。從中學起，她就夢想成為一名報社記者。她20歲到30歲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為《紐約郵報》工作。另外，麥卡拉瑞是她所謂的“問題人士”。在創作並執導了十年的浪漫喜劇後，用一個不那麼討人喜愛的人物做主角，對她來說也是一個創作上的突破。

但這個劇本的寫作卻不斷被別的項目打斷。先是電影《神魂顛倒》(Bewitched)；然後是她和妹妹迪莉婭(Delia)合寫的非百老匯戲劇《愛情，失落，我的衣裝》(Love, Loss, and What I Wore)。接下來又是一個電影和她兩本散文選集。另一個一直困擾她的問題是，《幸運兒》（那時候叫《關於麥卡拉里的故事》[Stories About McAlary]）一開始是她為HBO寫的電影劇本。劇本結構另類，由劇裡的不同人物打破“第四堵牆”（戲劇術語，舞台三堵牆之外處於演員和觀眾之間另一堵想像的牆——譯註）告訴觀眾他們所知道的關於麥卡拉瑞的故事。所有人，包括她自己，都不確定這種手法能否適合展現在電視屏幕上。

到了2008年，負責製作《幸運兒》的科林·卡蘭德(Colin Callender)離開了HBO。卡蘭德認識麥卡拉瑞本人，所以他對這個劇本懷有個人興趣。在他單干成為獨立製片人不久，他打電話給母親，講起他的新點子：如果不把她的劇本拍成電影，而是改成舞台劇，那會怎樣？因為在舞台劇中，人物對觀眾講話是很常見的。

兩個星期之後，母親交給了卡蘭德一個新的劇本。這時，麥卡拉瑞這個人物吸引她的地方已經不只是他的職業生涯了。

在被診斷為結腸癌晚期九個月之後，麥卡拉瑞不顧生命危險發表了一篇獨家報導。1997年，他寫稿揭發紐約市警察殘暴毆打海地移民艾伯納·路易瑪(Abner Louima)。來年的春天，他因這篇報導贏得了普利策獎。那一年的聖誕，麥卡拉瑞去世，享年41歲。在去世前不久，他說過這樣一段話：“如果你是醫生或是律師，那你就接病案或是訴案。如果你是記者，那你就寫稿。我沒有想過我的病情。 ”

2008年，在母親開始繼續寫作《幸運兒》時，她已經知道自己的病情。但是那時這還是個秘密，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包括我繼父，我弟弟，她的兩個妹妹，幾個密友和我本人。
2005年末，母親去看醫生。她後來告訴我，那是因為那段時間她感到身體“不適”。她一直有點貧血，現在情況更糟：發燒和不明原因的感染。多年來她一直跟一個教練一周鍛煉兩到三次；對於一個60多歲的婦女來說，她的健康一直不錯。但是現在她卻發現自己害怕爬樓梯。
最後，她拜訪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血液專家J·格雷戈里·米爾斯(J. Gregory Mears)。專家很快作出了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徵的診斷。這種來勢迅猛的血液疾病令身體不能製造健康的血細胞來抵禦感染。唯一的治療方法是乾細胞移植。但是對於老年患者來說，移植特別困難。可能並發症包括病患身體排斥捐獻者的細胞，或是移植細胞攻擊正常組織，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
作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同樣死於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引起的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為她治療過的多位醫生，也同樣治療過我的母親。桑塔格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在2005年寫給本報的一篇文章裡，談到了桑塔格幹細胞移植不成功帶來的後果。里夫寫道：“我覺得用'折磨'這個詞一點也不為過。”

母親最親近的朋友朱迪·科爾曼(Judy Corman)在經歷了一系列痛苦的治療後，最終還是被癌症奪去了生命。這些治療只是延長​​了她的痛苦。親眼看到朋友的經歷，又讀到了桑塔格所受的折磨後，她堅決地放棄了與命運的抗爭，不願用痛苦來換取治癒的渺茫可能。她決定“走得舒服一點”。

我不知道，如果母親可以使用乾細胞移植療法——比如說假設她的妹妹們適合捐獻的話——那會發生什麼。幸運的是，最終沒有到那一步。在拜訪過米爾斯不久，我們請到了經驗豐富的哈佛醫學院癌症專家傑瑞米·葛魯普曼(Jerome Groopman)進行會診。在一系列測試後，專家的結論是，母親罹患的很可能是一種非常特殊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可以用更溫和的方法進行治療。

漸漸地，我在母親最初告知我病情時所感到的那種擔憂不那麼強烈了。我們了解關於疾病的所有數據，儘管數據——就像愛麗絲·麥卡拉瑞(Alice McAlary)對母親講述她的丈夫時所說的那樣——只能提供有限的幫助。再說，我的母親從來都不是普通人。

低劑量的合成類固醇波尼松使母親的血球計數在幾年之內都保持了穩定。當波尼松不再起作用時，母親去拜訪了斯隆-凱特琳紀念醫院(Memorial Sloan-Kettering)的史蒂芬·尼莫(Stephen Nimer)。尼莫給母親使用了維達扎(Vidaza)，一種副作用很少的低劑量的化療製劑。每個月的輸血加上化療，使母親的病情又穩定了兩年的時間。

然後到了2010年。在法國南部的一次旅行中，母親在游泳的時候感到有什麼東西扎了她的胳膊。她認為可能是水母，但不是很確定。幾個星期後，她因為不明細菌感染住進了洛杉磯的一家醫院。感染使她的胳膊上起了一個橘子那麼大的腫塊。奇蹟的是，當她出院時，她不再需要輸血了。她的醫生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他們猜測可能是由於受到外界劇烈的威脅刺激，母親的骨髓又開始產生健康的血球和血小板。母親不是那種迷信和相信奇蹟的人：無神論對她來說是一種宗教；她相信自我的力量。但是她幾乎確信，自己病情的好轉和那隻水母有關。

這些年來，母親多次考慮過向朋友和同事坦陳病情。但是她知道這樣做會對她的職業產生怎樣的影響。當然，她還可以繼續寫作。但拍電影是不可能了，因為沒有哪家保險公司在知道她的病情后還會為電影投保。她也許可以寫作執導一齣戲劇，但是由於製作過程可能需要好幾年，最終要在百老匯上演也是相當困難。除了這些，母親不想讓人們把她當作一個病人，她不想讓所有的談話都變成“你怎麼樣了？”這樣的關切問詢。

母親畢生都信奉這句話：“萬事皆文本。”這是我的外婆菲比(Phoebe)生前說的話。外婆臨終前，她甚至讓母親用紙筆記錄下她的死亡過程。母親也這樣做了。母女兩人都相信寫作能把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不愉快的事件變成藝術（儘管母親憎惡“藝術”這個詞。）在她的散文集《我不喜歡我的脖子》(I Feel Bad About My Neck)裡，她寫到：“你踩到香蕉皮滑了一跤，路人會笑話你。但是如果你告訴別人你踩到香蕉皮滑了一跤，發笑的人就是你自己。你變成了笑話的主人公，而不是嘲弄的對象。”

母親在許多時候都踐行了這條箴言。她在一篇雜誌文章裡談到了《紐約郵報》和她的前老闆朵樂西·希弗(Dorothy Schiff)（“《郵報》著實不怎麼樣，那當然是因為朵樂西·希弗”）；她寫到了她的乳房（“如果我的乳房長得哪怕稍微明顯一點，我就會成為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她甚至寫到了她經歷的失敗的豐唇注射（“我看上去就像一個非洲烏班吉部落的婦女，所以從此以後我再也不做這種注射了”）。她寫了一整本書和電影劇本來講述她和我父親的離婚過程。（這裡我們就不細說了。）

可是，任何人都無法把絕症變成玩笑。這幾乎是唯一一件你講出來只會變成受害人而非主人公的故事。對我母親來說，悲劇太過俗套。所以她很少在寫作中提及她的病情，但是她對疾病和死亡思考的只言片語遍布在她患病六年的作品中。
同樣在《我不喜歡我的脖子》中，她寫到：“死亡就像一個狙擊手。它會奪去你愛的、喜歡的、認識的人的生命。它無所不在。你可能就是下一個，也可能你走運逃過一劫，但是你總得提心吊膽。”

在《遺忘》(I Remember Nothing)中，她這樣寫道：“我可能只有幾年好活了，這真是個巨大的打擊。因此我想了很多。我想要想出一些深刻的東西，但是我沒有。我試圖弄清楚我每天到底想幹些什麼。我對自己說，如果今天就是我生命的最後一天，我還會做這些我正在做的事嗎？這讓我情緒低落。對我來說完美的一天就是在Shake Shack奶昔漢堡店吃個蛋奶凍，然後去公園走走。（回來後我還得吃顆幫助消化乳糖的藥。）”
在她的絕筆作《幸運兒》中，我們同樣可以在她最終的修改稿中看到對於疾病與死亡的思考。
儘管母親並不認識麥卡拉瑞本人，但她卻非常了解他那一類人。另外一些她所不知曉的細節，她也通過採訪他幾乎所有的朋友、同事和親戚發掘了出來。

麥卡拉瑞出生在夏威夷的瓦胡島上。他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格夫斯敦市長大成人。從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畢業後，他先在《美國波士頓先驅報》采寫體育新聞，然後得到了在《紐約日報》的工作機會。在那裡，他揭露犯罪和警察腐敗，以咄咄逼人的工作風格聞名。那之後，他來回跳槽於《紐約每日新聞報》和《紐約郵報》，每次工作變動，他的薪酬都會增加。

1993年，他單方面與《紐約每日新聞報》解約，加入《紐約郵報》。該報承諾三年之內付給他945750美元，這是該報記者最高的工資。為了防止麥卡拉瑞跳槽，《每日新聞報》向法院申請並得到批准了一個臨時禁令。這樣一來，麥卡拉瑞有了很多自由時間。一個晚上看完洋基隊的棒球賽后，他在羅斯福大道上出了車禍，他的車當場撞毀。他傷勢嚴重，在醫院昏迷了好幾天后又住了一個月的院。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當初把他招到《紐約郵報》的人，不但沒來醫院看他，連電話問候也沒有。但是莫特·祖克曼(Mort Zuckerman)，《每日新聞報》的老闆，卻不時拜訪問候。出院後，麥卡拉瑞留在了《每日新聞報》。
在麥卡拉瑞出院工作後不久，他犯了個毀掉他職業的錯誤。一位婦女報警說在遠景公園被強姦，但是麥卡拉瑞的線人卻對此存疑。麥卡拉瑞被告知，醫檢並沒有在那位女性身上發現精子，線人說她遲早會被揭穿報假案。但是麥卡拉瑞稿件裡最關鍵的地方出了錯。那位女性確實遭遇了強姦。他的線人不知道，“沒有精子”並不意味著沒有精液。麥卡拉瑞也沒有試圖直接採訪受害人。這是一種偷懶的行為，不過支持他的人認為他沒去採訪的部分原因是車禍令他身體欠佳。

《新聞報》降低了他的專欄的發稿頻率。對外的解釋是麥卡拉瑞在創作小說。就是在這個時候麥卡拉瑞開始出現患病跡象。他得了黃疸，體重下降。與人交談時，他迷迷糊糊，無精打采。

“這些症狀他一直都有，” 麥卡拉瑞的遺孀愛麗絲(Alice)解釋道。我上個月去拜訪了她。“你要知道，那個時候他剛經歷了大手術。所以當他開始覺得結腸、胃和其它地方不適時，我們都以為是那場事故引起的。”

麥卡拉瑞被診斷為得了結腸癌時，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了。
麥卡拉瑞的密友艾德·海耶斯(Ed Hayes)出面為他談判了所有的合同。“當時的情況真令人絕望，”海耶斯說，“護士看了他一眼就說：'別抱什麼希望了，這個人死定了。'”
儘管如此，麥卡拉瑞還是接受了手術，盡可能地割除了癌變組織。1997年，他開始化療。有一天，他正在接受化療輸液時，接到了線人舉報：有人遭到了警察嚴重侵害。麥卡拉瑞停止治療，開車去醫院看望艾伯納·路易瑪(Abner Louima)。他是第一個採訪受害人的記者。路易瑪講述的細節駭人聽聞：他告訴麥卡拉瑞他在一家夜總會門外被警察誤抓。帶到警察局之後，他被其中一個警察用馬桶拔性侵。
在接下來的一系列稿件中，麥卡拉瑞不但披露了一件警察施暴的惡行，還帶頭髮起了對朱利安尼(Giuliani，曾任紐約市市長——譯註)任職期間執法方式的討論。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麥卡拉瑞重新樹立起了他的職業威信。
在母親的劇本的將近結尾處，麥卡拉瑞去賓州波諾克斯探訪他的朋友，《每日新聞報》的專欄作家吉姆·德懷爾(Jim Dwyer)。那時他已經得了癌症。那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夏日。麥卡拉瑞12歲的兒子瑞恩(Ryan)想在跳水時做個翻轉動作，但是卻膽怯不前。麥卡拉瑞脫掉襯衫，走到跳水板邊緣對瑞恩說：“做事時不能緊張。如果你老想著會出差錯，比如說跳水時肚皮會拍到水面，那你就真的會出錯。 ”

說完這些麥卡拉瑞做了一個翻轉入水，非常完美。

麥卡拉瑞說的這番話明顯是他對人生觀的一個隱喻。我認為母親可能也是這麼想的。關鍵是你不能讓恐懼佔據你的心靈，那樣的話，你就成了行屍走肉。

在母親看來，麥克拉里的一生未必值得效仿；但他對死亡的態度，尤其是他通過寫作維持自己的人生目標，從疾病中得到解脫，這讓他成為人之楷模。母親在罹患絕症的六年中，寫了100篇博客文章，兩本書，兩個劇本，執導了一部電影。除了直面死亡，她別無選擇。工作是一種特殊的藥物，儘管當她的疾病又席捲而來時，工作也未能拯救她的生命。

“我的健康出了一點小危機。”

在陣亡將士紀念日的那個週末前，她打電話這麼跟我說。

我放下手頭所有的事情，坐出租車直奔紐約長老會醫院。在路上，我的電話響了。馬克斯告訴我母親的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轉變成了白血病。儘管我沒有細問過母親，但是我已經猜到了這個結果。前六個月裡，母親的胚細胞不斷增多，而這種細胞使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和白血病病患難以產生健康的血小板和白血球。這表示母親的身體已經產生了抗藥性。現在她需要更為強烈的化療來維持生命。馬克斯和他的女友蕾切爾正要從洛杉磯飛來紐約。

當我來到她的病房時，母親正在哭泣。在入院的第一個晚上她哭了很久。第二天，她哭得更厲害了。因為她確定克里斯托弗·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著名英國作家，後入美國國籍，2011年12月15日因癌症去世——譯註）沒有哭過。想到自己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沒有希欽斯那樣勇敢，她難過極了。

看到她哭成那樣，我感到極為震驚。她是個慈愛的母親，每次我寫了什麼讓她引以為傲的東西時，她從不吝嗇給我禮物、寫封郵件或者打個電話。我們關係融洽，時不時周末聚餐，一同去度假。我們談論電影、新聞業、美國債務上限和伊迪斯·沃頓(Edith Wharton)。但是我還是向來對她有一種敬畏。我很少看到她脆弱的一面。

現在，她穿著香奈兒的平底鞋，奶黃色的褲子和黑白條紋襯衫，時不時地用紙巾抹去眼角的淚水。她看上去既美麗又脆弱。我終於理解了她為什麼有一次說自己是隻小鳥。她不僅僅是在說自己的外表，而是在說自己的內心世界。

在我們去看她的第一天晚上，她告訴我們化療成效可能不到半成。即使有療效，也只不過可能使她的生命延長最多一年半。“我想活到100歲呢，”她說，“我還想看到你和馬克斯過得怎麼樣。”但是成功率這麼低，延長生命的時間這麼短，她不確定值不值得進行化療。

我告訴她我希望她重新考慮。一年半的時間裡，醫學很可能會發現別的治療方案。但是我告訴她我會尊重她的決定。我說這是她自己的身體，她自己的生命，她有權做出自己的選擇。我想她需要我們告訴她：儘管我們非常希望她多活一些時間，但是一切還是由她做主。幾分鐘後，她決定接受化療——用她的話說，接受她的身體被核轟炸。

兩天后，她開始了化療輸液。她恢復了幽默感，不再那麼悲傷了。化療的副作用至少要在一周後才會顯現出來，所以她利用這段時間和妹妹迪莉婭加足馬力為斯科特·魯丁(Scott Rudin)創作一個電視試播劇本。晚上，尼克會帶來Shake Shack的甜品和古巴或是中餐館的外賣。我們一起看HBO的電視劇《遏制熱情》(Curb Your Enthusiasm)。賓吉·厄爾班（Binky Urban，母親的好友兼出版代理）、肯·奧萊塔（Ken Auletta，《紐約客》的撰稿人）和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她的老友，《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不時前來探望。靠著母親強大的意志力和少劑量的類固醇，劇本在化療結束前順利完成。

一開始的情況令人鼓舞。雖然病情沒有好轉，但是母親的胚細胞不到20%。而這個數字被認為是白血病的確診門檻。可是，一個半星期後，母親卻得了肺炎。她的醫生解釋說，母親進行的這種化療會使身體在大概三週後產生中性粒細胞。中性粒細胞可以幫助身體抵禦感染。母親的病情時好時壞，每天都不同。晚上，她還會有心悸。這一切讓我們大家，包括母親，都無所適從。

我們只能等待。

在等待中，母親不時地需要使用吸氧機​​；在等待中，她漸漸失去了胃口；在等待中，她的頭髮大把脫落。這一點我記得很清楚，因為我沒看到她為掉頭髮而哭泣。我相信哭泣是因為還抱有希望。但是現在母親卻顯得有些麻木。

母親喜歡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個星期她都要去理髮店裡吹頭髮。她精心化妝，衣櫥裡塞滿了普拉達和阿瑪尼。有一次她意識到自己因為年齡偏大不再適合穿在巴黎買的阿瑟丁·阿拉亞(Azzedine Alaïa)設計的一件昂貴的裙子，那可真讓她傷心。

她愛上了一個和她一樣對儀表吹毛求疵的男人並嫁給了他。即使是去醫院探望患病的妻子，尼克每天的著裝還是無可挑剔。他穿著別緻的休閒褲和好看的軟底鞋。通過精心著裝，尼克是想告訴母親：一切正常，他沒有放棄希望。在母親年輕的時候，她雖然可愛，卻談不上美麗。很多男人婉拒了她的愛情。秉著“萬事皆文本”的原則，她沒有在寫作中迴避這些經歷，但卻把它們變成了富於喜感的橋段。但是私下里，愛情讓她心碎。直到尼克這個品行高貴的男人出現。他讓母親覺得自己不但談吐風趣，外表也同樣讓人心動。

可是現在，她失去了頭髮，臥床不起，連去洗手間都要護士協助。這是她失去尊嚴的開始，這種死法可談不上“舒適”。

接下來的那些天，談話變得越來越困難，沉寂的時間越來越長。那些遠離父母的兒女通常會因為沒能陪伴父母臨終時日或是趕到最後送別而內疚。但是每天陪護著患病的母親讓我感到另一種傷感。這並不只是因為我們想迴避一些沉痛的話題（這些話題肯定是有的）。我感到悲哀是因為每天呆在醫院裡，我沒有新的新聞八卦向她匯報，沒有新書新電影與她探討。我甚至相信，如果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和凱蒂·霍爾姆斯(Katie Holmes)早一個星期宣布他們分居，我們或許能讓母親多笑一個晚上。

6月18日（2012年——譯註），也就是母親入院四個星期後，公眾劇院舉行了為“公園裡的莎士比亞”項目籌款的一年一度的義演活動。十多年來，母親每年都會參加這個晚會，這個活動對她來說標誌著夏天的開始。經常，演出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會下起雨來。人們會撐開雨傘，等待雨停。雨水並不會掃興。在母親情有獨鍾的城市裡，她最喜愛的公園在這個夜晚裡變成了一個神奇的森林。

義演的前一晚，母親雖然能夠下床，卻不能說話。她寫下了那一年裡她邀請跟她同一桌參加活動的朋友們的名字，並幫我安排好了他們的座位順序。那天晚上，當我趕到中央公園時，我發現事情一團糟：有兩位客人不能來；到場的客人有的知道她在醫院卻不知道她得了什麼病；有的則完全不知情，當我告訴他們母親和尼克不能出席活動時，他們顯得非常詫異。
我完全不知所措，甚至都忘了告訴侍者把那兩張空椅子從桌前挪走。我無助地坐在那兒，在桌下擰著雙手，盡量迴避著十多位客人關切的目光。他們突然猜到了我家裡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卻出於禮貌，不好意思詢問。
回家後，我對我的失態耿耿於懷。雖然這只不過是一樁小事，但我多麼無能啊。母親是紐約最成功的社交女主人之一。我在她身邊耳濡目染差不多34年，卻不知道怎樣得體地讓侍者拿走兩把椅子。很顯然，這些年來我沒有足夠用心，到現在母親快要去世了，我連她交付我的一件小事都做不好。

在她生命的最後一個星期裡，她是否有預感死亡即將降臨？她是否知道她再也不能從病床上起身？

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在最後的幾個星期裡差不多都在醫院裡陪伴著我們。他說：“她一定知道。我很確定她一直清楚得很。”

我卻不那麼確定。

毫無疑問，母親做好了臨終的安排。去年春天，當她的血球計數顯示病情惡化時，她重寫了遺囑。她在電腦上敲出了告別信，並且寫下了死後的願望：在家裡舉行一個聚會，來賓享用香檳和威廉·普爾餐廳(William Poll)的黃瓜三明治；幾天后再舉辦一個告別儀式，她甚至還列出了致辭者名單。用一句話概括她的指示，就是“早完早了”。

儘管如此，當她時日不多時，她仍舊不願公開承認她的病情嚴重程度。去世前五天的一封電郵裡，她這樣寫給她的電影代理人布萊恩·勞德(Bryan Lourd)：“你能想像到我是多麼悲傷地向你告知我得了白血病。初步的檢測結果並不樂觀，但是好轉的希望還是有的。”
在她昏迷不醒前的那個週末，傑里·格魯普曼（Jerry Groopman，癌症專家——譯註）從波士頓打來電話。他告訴我們，他準備告訴母親她的癌症已經進入晚期——如果她想知道的話。但是母親沒有給專家回電話。

還有她和馬克斯的對話，她說：“我還沒死呢。”

在《我不喜歡我的脖子》裡，母親這樣寫到60歲生日：“拒絕接受現實是我多年來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拒絕接受現實是我的信仰。在我看來，捱過這種生日唯一的辦法就是盡可能地不去想它。

我有點想相信她在臨終時也是這麼做的，因為拒絕考慮死亡表示她直到死前還存有活下去的希望。但是同樣可能的是她太過於悲傷，不想和我提起死亡這個話題。或是我太悲傷，不想和她談論這個話題。

6月24日是個禮拜天。天氣很好。陽光明媚。母親差不多一下午都坐在病房前部的一張沙發上，和馬克斯做填字遊戲。賓吉、理查德·科恩以及科恩的伴侶莫娜都在。艾米（母親的另一個妹妹——譯註）和她的丈夫艾倫也來了。“我們正要去古根海姆，”艾米說，“你要我們從外面給你帶點什麼嗎？”

“好啊，” 母親說，“給我帶幅德·庫寧(de Kooning)的畫吧。”（威廉·德·庫寧， 出生於荷蘭，美籍抽象表現主義畫家——譯註）

另外她還想要一個菠蘿奶昔。於是馬克斯從依麥克-博利歐(Emack and Bolio's)甜品店買了新鮮菠蘿做的奶昔回來。但是母親對奶昔有自己的看法。別的甜品需要用新鮮水果製作，但是奶昔用罐頭菠蘿做出來卻會更好吃。都樂的罐頭菠蘿就能搞定。

“出院後，我就回家用罐頭菠蘿、菠蘿汁和香草冰激凌做個菠蘿奶昔。喝了它我就可以去死了。”說“死”的時候母親好像在充分體味這個字的含義， “能這麼死那真是太好了。”

這一天我向她坦白了一些心事。她躺回床上後，我告訴她有時我會想，如果她不在人世，我是否還能夠寫作；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還有寫作的意願。她告訴我我會繼續寫下去，因為寫作是我的天賦。她告訴我，無論發生什麼，她都希望我和馬克斯能做出一些成就好讓我們偶爾會說：“哇，我真希望媽媽能看到這個。”

我們看著窗外的第59街大橋，試著把所有連接曼哈頓與外界的大橋都數一遍。布魯克林大橋，威廉斯堡大橋，昆士博羅大橋，特里博羅大橋。我們數到一半的時候她睡著了。
星期一，尼克打電話說頭一晚母親又遭了不少罪。我趕到醫院，母親又在驗血，結果都很糟糕。她的血液裡充滿了胚細胞，可是連一個中性粒細胞都沒有。

幾個小時後，她的意識開始時有時無。我們輪流握著她的手——迪莉婭，馬克斯，我，艾米，然後是賓吉，然後是理查德。尼克坐在她的床邊啜泣。

“進，出，進，出，”她一邊朝窗子揮著手一邊說道。接著她說：“這就到頭了。”說這話時，她的口吻半是詢問半是陳述事實。稍後，我意識到這可能是她一生里唯一的她不確定將要發生什麼的時刻。

我開始給她的朋友們打電話，向他們解釋發生的一切，我告訴他們母親已經走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我們很抱歉沒有更早地告訴他們。朋友們都很吃驚和困惑，但是都很大度地接受了事實。

我告訴他們其中幾位，母親希望他們在她的告別儀式上致辭。母親寫下了這個遺願，而且要求他們每個人致辭不超過五分鐘。

一遍又一遍，他們對我說：“你一定很難過。”但是打這些電話沒有讓我難過，反而奇怪地給我一種美好的感覺。這些朋友對我講起母親給過他們的絕妙建議，她寫來的令人感懷的郵件，但她有的時候也很惹人煩。這都是些有意思的軼事，是母親真實的一面。

在我打電話時，馬克斯脫掉了他穿的正裝襯衫想喘口氣。他的兩個胳膊上佈滿了紋身。多年前，母親看到了馬克斯一隻胳膊上的紋身，反響不佳。所以馬克斯去紋另一隻胳膊時，他決定再也不給母親看到。跟母親在一起的時候他從來不穿短袖襯衫。

“哇，馬克斯，你的紋身好酷啊，”賓吉說。

“噓！”馬克斯對她笑了一下。

母親睜開了雙眼。

“媽媽，我真抱歉去弄了這些紋身。”

“你。才。不會，”她聳了聳眉毛，好像雖然氣惱卻又無可奈何。然後她又陷入了沉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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